作 者：荣 兵
引言：一位用生命守护文脉的学人
2026年10月9日，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楼宇烈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北京大学讣告中写道：“楼宇烈先生是中国传统文化真诚的守护者、倡导者和实践者。他毕生探求、阐释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为传统文化赓续于当代、发扬于世界作出了杰出贡献。”六十余载执教杏坛，楼宇烈以贯通儒释道的学术格局和知行合一的文化践行，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树立了一座令人景仰的精神丰碑。
一、板凳要坐十年冷：以文献功夫铸就学术基石
楼宇烈先生的学术生涯，始于最扎实的文献功夫。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后，他师从冯友兰、汤用彤、张岱年、任继愈等一代学术泰斗，打下了深厚的中国哲学史、佛学、玄学根基。他治学恪守“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学人本色，以《王弼集校释》为代表的一系列学术成果，奠定了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权威基石。《王弼集校释》初稿完成于1964年，直到1980年才出版，整整孕育了二十年。这部著作考据精审、校勘严谨、释义公允，系统复原了魏晋玄学核心典籍体系，厘清了王弼哲学“以无为本”“崇本息末”“得意忘言”的思想脉络，成为海内外魏晋玄学研究不可替代的权威底本。北大官网评价其“给后来者如何在解释古典经典中创作现代经典以深刻启示”。
与此同时，楼宇烈敏锐地意识到，离开佛教，任何人想把隋唐以后的中国哲学史讲得深入透彻都是不可能的。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面对重点大学图书馆连一套汉文大藏经都没有的窘境，他主持编纂《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历时十余年出了四卷十册。有学者评价：“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从事中国佛教研究的学者，几乎都用过这套资料，影响非常大。”2025年，八卷九册、二百八十余万字的《楼宇烈文集》结集出版，全面记录了这位老一辈学人的思想轨迹与学术成就。
二、循其旧法择善明用：在继承中发展的文化方法论
楼宇烈先生对传统文化的一个根本主张，就是“循其旧法，择其善者而明用之”。这文字看似简朴，却蕴含着一套完整的方法论：尊重传统的完整性是前提，在整体把握的基础上做出理性的选择是方法，将选定的精华在当代语境中加以创造性的阐明与运用，才是目的。这正是“在继承中发展”的学理表达。
在文化主体性问题上，楼宇烈的论述尤为深刻。他敏锐地察觉到近代以来中国学者借用西方思维诠释自身传统的误区，直言：“以西方哲学为标准解读中国哲学，就不可能了解中国哲学自身的特性，结果往往是在解构中国文化。”他提出，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不仅表现为发展阶段的不同，更表现为类型上的差异，这种差异不能用“赶上”的方法去解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走出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必须具有文化主体性。
基于这一立场，楼宇烈在儒释道关系的阐释上完成了重要的结构性推进。他将“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这一古语提炼为概括唐宋之后中国文化整体结构的核心范式，揭示出中华文明“和而不同、多元会通”的特质。长期以来，国内学界习惯于把儒、释、道分拆研究，各说各话，少见从中华文明整体形态出发贯通阐释三教互动如何塑造中国人的价值、思维与生活方式。楼宇烈借用古说完成的这种结构性归纳，是对传统三教关系研究的重要推进。
三、人文立本道艺并进：与时代精神深度契合
楼宇烈先生对中华文化根本精神的概括——“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具有清晰的理论边界，绝非“老生常谈”。他明确提出，中国传统人文精神区别于西方近代人本主义，其标志性概括是“上薄拜神教，下防拜物教”：中华文明不以上帝、外在神权作为价值源头，同时又警惕物质欲望对人的异化；人文的落脚点是人的自我认识、自我教化、自我完善。他专门厘清，中国传统“人文”源出《易传》，对应“天文”而立义，与发轫于文艺复兴、以个体权利为核心的西方人文主义，在问题预设、价值根基和展开逻辑上全然不同。这一辨析在八十年代文化热之后，为中国哲学建立主体性论述提供了一套清晰的阐释框架，被学界广泛征引。
这一思想与中国共产党推进“两个结合”的理论方向深度契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楼宇烈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仅让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而且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他早年就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如果不能积极融合、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要想真正在中国扎下根也是不可能的。我们需要的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一判断，与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注意到的正确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性问题一脉相承。
楼宇烈先生的学术实践也超越了书斋。他倡导“生活中的哲学”，主张将传统文化精髓落实到日常生活中，主张“继承传统文化不仅仅要在形式上，更要从根本精神上继承”。他创办北大京昆古琴研究所，每周组织昆曲雅集，弘扬“以道统艺，由艺臻道，道艺并进，形神俱备”的理念。正如学界所评价，楼宇烈先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诚的守护者、倡导者与实践者”，其学术实践“体现了中国哲学的主体性追求与文明对话的当代价值”。
四、驳“平庸无创见”之谬：以西律中，不懂中国学术真谛
近年来，偶有杂音称楼宇烈先生“平庸、毫无思想创见”，认为其所言多为复述前人旧说。此说看似振振有词，实则混淆了“哲学创造”的内涵，割裂了文献整理、义理阐释、体系建构与思想创新之间的内在关系，对楼宇烈先生数十年学术贡献做了片面化、标签化的窄化解读。
其一，将“引用古语”等同于“无创见”，是对思想史研究基本方法的误解。引述古典命题，从来不等于简单复述；阐释框架、问题意识、理论定位，才是学者的创获所在。楼宇烈将“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提炼为中华文明整体结构的核心范式，揭示三教互动如何塑造中国人的价值与生活方式，这是结构性归纳，绝非拾古人牙慧。思想史研究，从来不是只有“发明全新句子”才算贡献。
其二，将“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贬为老生常谈，是典型的断章取义。楼宇烈对中西人文精神的辨析——“上薄拜神教，下防拜物教”——具有明确的理论边界和比较视野，并非一句网络式口号可以简化。把一套经过严密界定、用于文明比较的理论概括斥为“毫无创见”，恰恰暴露了论者自身学养的不足。
其三，以西方式“自建体系”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学术，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主体性的丧失。中国哲学研究有其自身的学术传统和表达方式，文献校释、义理阐释、经典诠释同样是哲学创造的重要形式。楼宇烈以《王弼集校释》为代表的文献功夫，以“人文立本”为核心的义理阐释，以“三不堂”为标志的人生哲学，共同构成了一套扎根中国文化土壤的学术体系。正如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魏常海所言，楼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有着全面深入的研究，无论是文献资料的整理和运用，还是思想义理的阐释和创新”，都有不可替代的贡献。
五、斯文永续，道艺长存
楼宇烈先生曾在书房悬挂“三不堂”的堂号——“不苟为”“不刻意”“不执着”。这三句话，来自荀子、庄子和佛家智慧，是他一生探究儒释道文化的凝练总结，也是他治学与为人的写照。不苟为，所以他的每一篇文章都“有感而发，绝不虚伪，更不能以偏概全”；不刻意，所以他顺其自然地将传统文化融入日常；不执着，所以他不为外界杂音所动，以“不绝如缕”的定力守护文脉。
楼宇烈先生用一生的实践证明：真正的学术创新，不在于标新立异地“发明”新概念，而在于扎根自身文化传统，以扎实的文献功夫和深刻的理论洞见，让古老的智慧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他的学术道路，是“在继承中发展”的典范，是文化自信的生动注脚，更是对一切肤浅质疑最有力的回答。斯人已逝，风范长存。他所守护的文脉，必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生生不息，绵延不绝。
总编：木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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